单田芳自述25:我的评书通过电波传遍大江南北,我的声望日益增大
由于我的评书通过电波传遍了大江南北、黄河两岸,我的声望日益增大,曲艺团党支部决定,让我组建一支演出队,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。为此我们组建了一支二十人的演出队,其中有几对相声、快板书、单弦,全是曲艺团的精英,由我率队到各地演出,对我来说这又是一条陌生的路,我感觉担
由于我的评书通过电波传遍了大江南北、黄河两岸,我的声望日益增大,曲艺团党支部决定,让我组建一支演出队,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。为此我们组建了一支二十人的演出队,其中有几对相声、快板书、单弦,全是曲艺团的精英,由我率队到各地演出,对我来说这又是一条陌生的路,我感觉担
每年的秋收,是最忙的季节,不管是割麦子割高粱,还是玉米秸,都离不开镰刀。我是左撇子,用普通的镰刀不好使,我也不会使那种劲,结果割的七长八不短,人家全干完了,我还吭哧吭哧地在后面干,说什么也赶不上人家,有几次不小心,竟用自己的镰刀把自己的迎面骨划伤了,往往遇上这
1979年5月1日,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,因为这一天,我又重返舞台开讲评书了,十几年没登舞台了,头天晚上我显得有些紧张,激动得睡不着觉。5月1日这天,竟下起了大雨,我心里很别扭,心说这么大的雨,谁还能来听书?真是开门不顺。吃完晚饭之后,有几个朋友打着雨伞穿着雨衣
那时我老伴儿领着孩子不在家,去了长春市老家的一间铺(我老伴儿的老家在农村),联系一旦我们下放到农村就回一间铺去,因为上级给你两个志愿,一是自己选下乡的地址,二是组织分配,所以我老伴儿选中了回老家,领着俩孩子走了好几天了。
1969年春天,我们和造反派一起学习红军长征的例子,列着大队向干圩沟进发。我从没听说过干圩沟这个名字,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,人到了这个时候,只能任人摆布,我们背着行李提着应用的东西,跟在造反派的后面,一边走一边胡思乱想。造反派倒是蛮有精神的,他们边走边唱革命歌
大约我被带回工人剧场的一周之后,哪一天我记不清了,那天我们照常起来先到门口去亮相然后列队进了剧场,在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前请罪,然后回屋吃早饭。我刚吃罢早饭,就听见下面有人喊:"集合,马上集合!"我隔着门缝往外一看,就见这些造反派们,楼上楼下乱窜,乱作一团,不知发
从二一九公园到曲艺团的工人剧场,相距能有六七华里,路上没有人说话。当走到工人剧场的时候我才发现,现在曲艺团办公的地方已经挪到剧场了,这座剧场原是鞍山市评剧团专用的剧场,现在已经划归到曲艺团造反派的名下了。剧场大门外,全都是造反派,中间还有许多原来保持中立的人,
我们都一夜未眠,东方的太阳照亮了天地,透过窗户我才看清楚,对面就是高大宏伟的胜利宾馆,胜利宾馆的前面是五一广场,我们所处的位置正对着胜利宾馆,我这才知道我们被押的这个地方是工人业大,过去演出的时候我来过两次。
鞍山的武斗更升级了,居然从武斗发展到绑架。所谓绑架就是劫持对方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,把他抓起来关到黑屋里,连打再揍叫他交代问题,你不让我我不让你,绑架是双方的行为,吓得我也不敢在家待了,深恐睡到半夜被人家绑架走了,于是我跟老伴儿商量一下,就搬到鞍钢二宿舍造反总部
到了1962年,文化主管部门规定,演员必须说新唱新。这道命令使曲艺界的演员傻了眼,因为说书人都是从师傅那里继承的艺术,讲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,从来就没说过新书,这道命令等于砸了他们的饭碗。好在鞍山曲艺团有个杨田荣,也就是我那位田荣师兄,他过去在天津的时候说过
有人说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,这话我确信无疑。原本读好书上大学,毕业之后做个大夫或是工程师,但这些美好的愿望都化为泡影不复存在了,而是走上了我本就不喜欢的说书这条路,难道这是命运的捉弄,还是天意的安排?
就在这时候,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,我母亲当时已经离开沈阳去了齐齐哈尔演出,离家的时候她说几个月就回来,结果半年过去了,她也没回来,但每个月往家寄三百块钱,由我支配料理。后来又听说我妈不回来了,要跟我爸爸离婚,我听罢这个消息后脑袋都要炸裂了,我简直不相信这
自从我有了篮球之后,把一大帮同学吸引在我身旁,我一天到晚跟篮球滚在一起,我把父亲也忘了,旁的事也不管了,就知道玩球,看球。有一天是星期日,原本是要打球的,可是场地被别人占了,同学通知我打球取消。我烦闷地躺在床上睡懒觉,由于天热,我光着膀子穿着三角裤衩,因为在自
有一天,我家突然接到一张明信片,那时全家人正吃午饭,我拿过来一看,大叫一声:"我爸来信了。"我妈赶紧放下筷子,全家人把我围住,叫我快念一念,写的什么。明信片就是一张硬卡片,上面歪歪扭扭又非常潦草地写着几十个字,上写:"香桂,我现在在北京,正在交代问题,一切很好
我妈被带走的第二天中午我好像听见大门口外有一阵马达声,紧接着那个把我妈带走的大个子回来了,我往他身后看了看不见我妈的身影,那大个子对我爸说:"单永魁,跟我走吧。"我爸问上哪去?他说:"去接你老伴儿啊。"我爸一听愁云顿消,露出了笑脸,急忙披上衣服,对着西屋我奶奶
我们在吉林度过了半年多的时间,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儿。第一,我们到吉林不久,说书的那两口子张连凤王连东要把地(就是说书的茶社)让给我们,他们要回拜泉县老家去,正好给了我们一个赚钱的机会。松江茶社的掌柜的乐坏了,那时我母亲颇有名气,来过几次吉林都是大红大紫,这
就在我家一帆风顺的时候,我妈突然吸上了鸦片。后来被我爸知道了,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。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夫妻关系甚好,荣辱与共,风险共担,平时连嘴都没拌过,也没红过脸,顶多两人生闷气,谁也不理谁。最多坚持一星期左右,又阴转晴变得和睦起来,十几年来他们一直是这样走过来
张泽清派了一名伙计,领着我去看新租的房子。我们在路上一边走着一边看个不停,故地重游,别有一番感触,路边的老字号依然如故,新改变的地方就格外显得陌生,东北京剧院到了,过去我没短了在这儿看戏,我两个师姐还曾经偷偷地带我来看戏尾巴。啥叫戏尾巴?也就是当戏快要结束的前
那个方连长说话果然算数,两天后我们得到他的通知,做好离城准备。我记得我们通宵达旦一夜未眠,又兴奋又害怕。首先是准备了一辆手推车,上面装着换洗的衣服,以及随身之物,但尽量要减少,能不带的都扔了,这叫轻装简行,他们炒了一宿黄豆,以备在路上食用,我们十四口人每人一条
就在1947年4月份,突然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长春四周枪炮声不绝,比春节晚上放爆竹的声音还要激烈上万倍。难怪严叔说国民党也稳当不了几天,他们才进城一年多,就发生了如此激烈的战斗。全城百姓无不惊恐,一时谣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。我听大人们说,八路军来了,这是国